一位小时候一起光屁股捉泥鳅的伙伴，日前进城来看我。惊喜之际，我脱口叫道：“二狗哥，稀客稀客！”几个年轻同事一听，轰然大笑，有人还“汪汪”怪叫两声，弄得我俩颇有些尴尬。真是少见多怪！
本来，我们乡下叫这种名儿的很多：牛娃、石滚、苕货、狼（lang）子（黄鼠狼）……。叫这种丑名儿的都是男孩子。女孩取名则有秀、芝、玉、英等娇美的字眼。女子本来卑贱，不用再加贬损了。
据老辈人讲，取贱名是为了好养。名儿贱了瘟神邪鬼就可能放过去而易于逃灾避劫。比如称“二狗”，其实也不是兄弟排行第二——就象电影《神鞭》中的傻二，其实是独子——只是表示当狗也不敢做老大。
对这种想法和做法，年轻的同事认为太愚昧太可笑，我倒认为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其底蕴的深刻性完全达到了哲理的高度，可以概括中国人数千年积累的浩繁的文化典籍、五花八门的统御术和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经验，因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“二狗哲学”。
其底蕴（时髦的说法叫“深层含义”或“文化密码”）是：
人只有轻贱自己，才能获得保全；
人只要轻贱自己，就可能全身远祸。
旧时，前一句是“人上人”治世的铁律，“人下人”身感实受确知并非戏言；后一句是被命运摆布的人们的信条，确切地说是他们求生的一线希望。
翻开名教经典，大抵都这样写着：轻贱自己。
孔子说：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老子说：“古之善为道者……豫兮若冬涉川；犹兮若畏四邻；俨兮其若客。”庄子则劝人们做无用的散材，以免斧锯加诛。这些教导怎样做奴隶的哲理，被奴隶们所接受，转化成自己的语言，便是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、“近来学得乌龟法，得缩头时且缩头”、“憨人有憨福”等世代相传的俗谚。庶民们就是靠这些俗谚的启蒙待人处世的。
翻开名教经典，到处都写着：使臣民持愚守贱！
孔子说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；“勇而无礼（等级制度）则乱”。老子说：“非以明民，将愚之。”《孝经》曰：“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”。这些统治方术化为具体政治措施，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，便是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朝仪，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，朱元璋的八股取士；在现代则是蒋介石的“戡乱”，林彪印刷人手一册小红书，“四人帮”树白卷英雄。
一部二十七史（二十五史加蒋家王朝史、“文化大革命”史），热闹得很。领主之间、王寇之间、军阀之间、两派之间，今天你打过去，明天他打过来，似乎不共戴天；其实，只要一方甘认是“二狗”，畏服了，大家便可化干戈为玉帛，战败的仍不失为“安乐公”，照样可以乐不思蜀。反过来，哪怕是同胞兄弟、患难朋友，别说怀有不臣之心，就是显露出了不臣之才，也是莫大的罪恶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所谓“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”，所谓“功勋盖世者不赏，威略震主者身危”是也。范蠡、张良深明此理，得以善终；文种、韩信心存侥幸，身亡族灭。
有这样的文化熏陶，这样的社会课堂，“二狗哲学”在中国久盛不衰还有什么奇怪的呢？“文革”中“二狗哲学”更是被林彪、江青一伙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。
当然，各色人等运用“二狗哲学”的水平和动机不相同。安禄山、林彪之类装“二狗”，装得最谦卑，自称满肚皮忠心，那是为了以屈求伸，伸其虎狼之志；苏味道（苏模棱）王珪（三旨相公）之流装“二狗”，无可无不可，是为了固位，久享荣华富贵；躬行“四得”（即“时候耐得，银钱舍得，闲气吃得，脸皮没得”，语出《孽海花》），钻营谋利者，是等而下之的禄蠹。阮籍佯狂、徐庶无语、娄师德唾面自干，乃是政治情势所迫；黎民百姓装“二狗”，只不过为着苟全性命而已。
然而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，你也装“二狗”，我也装“二狗”，“二狗哲学”便成了社会公理，于是，低眉顺眼、谦恭逊让、谨小慎微便成了大贤大德。
现在，大概再没有人给自己或孩子取“二狗”之类的贱名了。但是，“二狗哲学”并没有完全消亡。比如郑达理同志对李向南灌输的“弹烟灰的学问”，就与“二狗哲学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可以说“二狗哲学”不从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加以彻底清除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一句空话。
（原载《现代作家》1987年第2期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