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季，诸葛亮再次发动北伐，决心恢复汉室。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次伐魏，蜀汉的兵力和财力早已接近极限，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。然而，随着北伐继续推进，蜀军在五丈原陷入了长时间的僵持，魏军始终不肯出战，蜀军的士气渐渐消退。此时，诸葛亮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，已到了难以指挥的程度。
在五丈原的帐中，诸葛亮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不仅要面临北伐未果的政治压力，更对蜀汉未来的政局充满了忧虑。对他而言，战事的失败固然让人痛惜，但更让他担心的是，自己一旦去世，蜀汉的政权会不会稳定，军权是否能够平稳过渡。正因如此，诸葛亮在临终时对政权的安排格外谨慎。
当时，蜀汉的文官可以维持政权的运转，但能带兵打仗的将领中，魏延虽然战功赫赫，却性格倔强、桀骜不驯。自刘备时期起，魏延便担任汉中太守，多年来他自重自傲，屡有与上级争执。虽然他在北伐中提出过“子午谷奇兵”的计划，但这一提议最终被诸葛亮否决。诸葛亮虽然认可魏延的军事才能，却从未给予他足够的信任。
更让诸葛亮忧心的是，魏延与杨仪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。魏延身为武将，常常看不起文官，尤其对杨仪更是冷嘲热讽。史书记载：“魏延性情刚烈，自负非凡，多次与杨仪争权，动辄拔刃。”而杨仪，作为诸葛亮的重要心腹，凭借其精明的政治谋略，深得丞相的信任。两人性格迥异，魏延倨傲不羁，杨仪则心胸狭窄，两人如果都掌握权力，恐怕蜀汉政权会陷入内讧。
于是，诸葛亮在临终前做出了重要的部署——由杨仪主掌后撤事务，魏延负责断后，确保军阵不被敌人切断。一旦魏延违命，马岱就会密诛其罪。这个安排，并非单纯基于信任或怀疑，而是基于更高层次的政治考量：杨仪擅长文治，魏延勇力出众，二者搭配可确保军政顺畅。若魏延不满，诸葛亮已预设好后手，以保持政权的稳定。
诸葛亮之所以如此安排魏延，实则是在“定权”，而非“杀戮”。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魏延虽然在刘备麾下打下了赫赫战功，但他的傲慢性格使他对自己的领导地位心有不满。相比之下，杨仪虽为文官，却深得诸葛亮的倚重，掌管了蜀汉内政与后勤大权。两人长期的冲突和魏延的极端性格，让诸葛亮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共同掌权，因此他将魏延置于看似“重用”的位置，实则将其孤立。
在诸葛亮死后，杨仪按照计划隐瞒死讯，开始撤军。然而，魏延却拒绝了这一命令，并大声宣称：“丞相虽死，军中尚有我魏延，我何须听从杨仪的命令？”魏延此举，显然已不再顾及蜀汉的军心秩序，而是欲自立门户。
魏延的反叛举动直接导致了蜀汉军中的混乱，他一方面率军提前撤退，另一方面烧毁栈道，切断了后路，甚至对沿途百姓展开了暴力行动。这种不顾大局、肆意破坏的行为，正是诸葛亮生前深知的魏延性格特点。诸葛亮早已预见到，魏延有可能会因性格问题，违抗命令，因此才提前做了准备。
杨仪发现魏延的叛乱后，立即指挥军队反击，并派马岱追杀魏延。最终，魏延在汉中被马岱斩杀。这一切，仿佛是诸葛亮早已设计好的结局。魏延是否真的有反叛之心，史书未作明言，但可以推测，诸葛亮早已为可能发生的叛乱做好了充分准备。
魏延死后，蜀汉政权并未如预期恢复平稳，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政治漩涡。杨仪虽然以平定叛乱的身份获得了权力，但这种极端的做法无疑为他的政权稳定埋下了隐患。魏延的死，表面上消除了一个威胁，实则暴露了蜀汉政权内部的裂痕与信任危机。
魏延的死，也让杨仪的权力迅速膨胀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处理魏延的方式产生疑虑。虽然杨仪成功平息了叛乱，但他过于强硬的手段，导致了部下将士的反感。许多士兵和旧部开始对杨仪的决策心生不满，纷纷转投其他将领如姜维的阵营。蜀汉的军心变得愈加动荡。
尽管杨仪后来逐渐稳住了局面，但魏延之死并未完全平息蜀汉政权中的内部纷争。姜维与费祎开始分担政务，蜀汉表面上恢复了稳定，然而，政权的集中化和独裁性却日益加剧。刘禅作为年轻的皇帝，未能有效地参与政务决策，蜀汉政权的未来因此更加扑朔迷离。
魏延的死，无疑是蜀汉政局的转折点。它暴露了蜀汉内部的矛盾，尤其是文官与武将之间的对立。尽管当时杨仪通过剿灭魏延保住了自己的权力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一事件为蜀汉的衰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魏延作为一位重要军事力量，如果能与杨仪和解，或许能够为蜀汉提供更强的支持，延续蜀汉的辉煌。然而，历史最终选择了另一条道路——蜀汉的政权在丞相之后，陷入了无法避免的衰落之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